天色已经大亮，我们被驱车送到这个小城市的看守所。街道上，已经有人出来晨练了，还有些人出来是到早市去买菜。这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小城市，从车里就可以看到外面的建筑和地表都是湿露露的，空气异常的潮湿，但是很新鲜。汽车开得很快，左右拐来拐去，一会儿功夫就进入了看守所的大门。这里没有北京看守所那么有气派，全部是平房，表面看上去，它也有一定的历史了，高高的围墙上写着“争做文明看守所”的大幅标语牌。但愿我们能够真正来到了文明的看守所，我的想法就是只要我不遭受无故之打就行。

　　“这是从北京押过来的，给他们适当照顾一下。”胡警官对看守所的值班管教说。

　　我们被叫来的外劳（注：留在看守所干活的短刑犯）彻底搜身，凡是有铁物全部撬掉或揪掉。我的皮鞋也给矮一下，将鞋底上的铁撑也揪了下来，我的夹克上的拉链头和四件扣全都弄掉。最后，他们把我的眼镜也给摘掉了，并对我说：

　　“里面不能戴眼镜。”

　　我顺从了，没有讲话。我在北京的看守所里是可以戴眼镜的。

　　办完手续，胡警官对我们和气地说：“你们先进去吧，在里面好好想一想，我们过几天来提审你们。”说完，转身就走了。

　　“谢谢。”面对威严的高墙和一张张冷酷的面孔，我只能这样讲，而且这样还显得会待人接物似的，让别人不会挑理。

　　我和时中手里拿着换洗的衣物，在值班管教的带领下向看守所里走去。走到“三八线”（这是我们对警戒线的称呼），管教严肃地告诉我们：

　　“喊报告。”

　　我们站在黄色的“三八线”外高声喊了声：“报告。”

　　管教讲：“进去吧。”

　　我们继续走过过道，看守所里很安静，安静得让人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丝丝冷气袭向我的全身，我不禁抖了一下。时中先被带走了，望着他的背影，我从内心里祝愿他好运。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好像要说什么，但是又不敢讲话，眼睛里也带着同样的祝愿。没办法，我们俩身处异乡，举目无亲，只有互相的鼓励和祝愿。

　　“哐”的一声，铁门打开了，时中进去了，管教交代了一下之后，铁门又“哐”的一声关上了。

　　“华向阳，你跟我来。”我跟着管教向时中进去的号子相反的方向走去。在十号铁门前，管教停了下来，他让我站在旁边，先开第一道锁，摘掉铁链，又打开门上的特号大铁锁，这里不像北京，我们可以通过栅栏看到通道的行人，可以透过窗户看到号子里的人。铁门被推开，里面的人都在蹲着一排吃早饭，门一打开，大家的头都抬了起来，管教对号头说：

　　“别打他，他是北京来的，照顾一下。”扭头对我说：“进去吧。”

　　“谢谢。”我对管教说，一边说着一边进去。我有过北京号子里的四天的生活经验，对号子里的情况已经不像原来那样陌生和害怕了。

　　铁门关上了，我拿着东西径直地走到里面，也就是最后。东西放在铺板上，几个人就上来把我的衣物翻来翻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被洗劫一番，好在给我留下最基本的换洗衣服。我自带的牙刷和毛巾，由一个高高个子但长得有点儿黑的小伙子在号头的允许下，挂在了毛巾架上，牙刷插在挂毛巾下面的小勾处，与其他人的非常整齐地放好。我蹲在后面，没有仔细观察号子里的一切，等待他们把早饭吃完。我肚子一点也不饿，所以号头让我吃稀饭，我也没有吃。

　　“到前面去。”一个号友指示我到前面与号头谈话，他也是奉了号头之命。

　　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去接受我内心里准备好的挨打。号头的个头不高，但长得很结实，一脸的横肉，脚下哗哗地拖着铁镣，两个拳头又粗又大。

　　前面几个人都坐在铺板上，号头靠着被子。“这是我们老大，以后有什么事就跟他讲。”一个穿着运动装的小伙子对我讲。

　　“是，我明白。”我答道，又对着号头叫了声：“老大。”

　　“你是哪里人？”老大带着浓重的乡音问我。

　　我按规矩蹲着回答：“北京。”我的口气有些慢，但努力保持一种不卑不亢的气质。

　　“北京？真是没有想到我们这里还关了北京的人。你是因为什么进来的？”他又问。

　　“说我是诈骗，但我没有罪，我是中间介绍人。”我轻声回答。

　　“骗了多少钱？”他接着问。

　　“合同金额二十多万美元的货款没有收回。我只是收了三万元的佣金。”我说话比较谨慎。

　　“什么是佣金？”他问我。

　　“就是中介费。”旁边一个人代替我解释了一下。

　　老大从铺板上站起来，拖着镣铐来回走了走，停下来对我说：“我们号子是文明号子，不打人，你该做的事必须做好，否则，你就会尝尝这个拳头。”他举起拳头在我面前晃了晃。也许他这是一种示威。他的话就像一道命令，正在摩拳擦掌的人放下了手。

　　“谢谢老大。”我自恃镇定地说。

　　“回到后面去吧。”老大严肃地说。

　　我回到了后面，不知道是站着还是坐着。那个高个子的号友低声说：“坐下吧。”我就这样坐在了他的后面。

　　前面的人又开始议论我，“北京人，以后你就是新货。我们叫你新货你要答应。”他们的方言让我难以一下子听懂他们的意思。是“新伙”还是“新货”，我根本没有听懂。他们没有再叫我。

　　“我叫于新，有什么事都要请示老大。我会帮你的。”那个高个子的号友轻声地对我说。看着于新的小心地神态，我就点了点头，我真是感谢他的一番好意。

　　后来，我知道新来的人都叫新货，而且别的人不能随便与新来的人说话。

　　“于新，你教新货擦地。”老大在前面对于新命令道。

　　于新带着我，拿来擦地布，“这个大的是铺在地上的，黄色的是给老大擦厕所的，另外两块是擦地的。现在我来教你怎么做。”我跟着他，看着他怎样做。我试着自己干，但是看着容易，做起来却不是那么一回事，为此我招来了一顿谩骂。大家吃完饭，收拾完饭盆，擦干净铺板，接下来就是我的事，我的活儿是先捡拾一遍大家吃饭掉在地下的饭菜，第二遍是把毛巾卷成条从前到后将地面的脏东西推擦干净，最后是用毛巾平铺地上擦一遍。我是高度地近视，号子里又不让戴眼镜，所以这下就苦了我，特别是第一道活儿，我根本就看不清楚地面的饭粒什么的，又不愿让他们笑话，我只好瞎子似用手摸索着，擦地的速度不快，虽然我也向老大说明一下，但没有得到谅解。不过，我清楚地知道，号子里是有规矩的，还是那句话，别人能做的，我为什么不能做呢！我必须要观察观察再观察，这样才不至于遭到打骂。

　　一切都收拾好了。老大问我：“你看得见墙上的监规吗？”

　　我回答：“看不清楚。”

　　他手里拿了几张扑克牌，把它们揭开，交给我：“让于新口讲，你自己抄下来。五天之内必须背会。”

　　于新开始口述，我抄在扑克纸上。

　　“我们都要背的。这是管教的要求。”于新一边背诵，一边又轻声地对我讲号子里的要求。我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激之情。

　　背监规是每个人都要背的，而且每个人都要求背得滚瓜烂熟。我是大学生，背这点东西应该没有问题，我坚信这一点。

　　“老大要上厕所拉屎，新货，你给擦一下便池。”于新看到老大拿手纸拖镣铐走过来，便赶紧对我说。我赶紧去拿黄色的毛巾。

　　于新看我很慢，不知道如何是好，就接过来，告诉我：“你看着，是这样擦，把垃圾盆挪在风门边。”于新给我做了示范。我刚刚进来，非常不了解号子里的规矩。

　　老大慢吞吞地走了过来，他突然指着地下的水，狠狠地问我：“怎么还有这么多的水？”

　　我听不明白他在讲什么，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我让你擦一下。”他狠狠地对我说。

　　我赶紧拿布擦地，站起来后，我不自觉地用手拍了一下老大的后背，顺便说：“对不起。”

　　老大一拳向我胸口打来，我被打得坐在了铺板上。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生气地指着我，意思是我拍他的后背。

　　“我的意思是大家都是朋友，请你多多关照。”我回答。

　　“谁跟你是朋友，看到了吗，像我这样，如果你是杀人犯，我们就是朋友。”他有些明白我的意思。

　　我后悔我这个习惯性的动作造成了我的挨打，谁让我自己做错了呢。

　　十一月的北京，天气已经开始变冷了，而在江南，我到没有感到冷意。开得是头风（上午开的风门），于新又教我怎样去做开风后的事。我要先捡拾一遍地上的赃物，后把铺在地下的毛巾全部拿出去洗，顺便把垃圾盆端出去倒在外面的盆里。我按照于新的说法，一丝不苟去做。我的这些动作都不能高过铺板。在风场里，也是如此，垃圾及擦地的毛巾都不能高拿。大家都到风场里，老大站在朝阳的而且是干燥的地方，一边晒太阳一边看着我们干活。

　　于新告诉我：“垃圾盆不要拿来拿去，洗毛巾时就喊打水，就有人给你倒水。”

　　我开始洗毛巾了。洗擦地毛巾的肥皂是小的肥皂块儿，全都是洗涤其它的东西剩下的，我打一遍肥皂，又搓毛巾，然后再投洗。

　　老大在那里看着，一只手牵着一根提铁链的绳子。他看来非常不满意我的工作，对于新说：“于新，你教他怎么做。”

　　于新毫无怨言地走过来，又给我作示范，怎么打肥皂，怎么搓毛巾，怎么洗。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初学者，什么都不会。特别是洗毛巾，必须要站起来，拉毛巾，这样能够洗干净，而且还比较快。我连洗涮三遍，拧干毛巾，低腰将毛巾放回号子里，铺好。

　　“出来洗澡。”我被好几个人叫着，赶紧脱衣服。

　　另一个号友又说：“把衣服都换了，太脏了。”

　　我看了看自己的内裤和衬衫，的确太脏了，在北京的看守所住四天，路上一天一夜，再不换我自己也不能接受了，只是不知道号子里的规矩，能不能洗衣服。

　　我脱掉衣服，跑到风场，从此开始冷水洗澡。几盆冷水从头上浇下，不禁有些不习惯，但是我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老大毕竟是年轻人，对北京号子里的事非常感兴趣。他站在原地问我：“你是直接抓过来的吗？”

　　“不是，我们在北京押了四天，路上又跑了一天一夜。”我一边洗一边回答。

　　“北京号子里怎么样？比这里好还是坏？”他又问。

　　“比这里好多了，声称是亚洲最大的看守所。里面条件也好得多。”

　　“能洗澡吗？”

　　“每周洗一次热水澡。在北京，现在不能再洗冷水澡了。我看这里还可以，天气还不算冷。”

　　“这里只有冷水。”他说。

　　洗完澡，我又把衣服洗干净，凉在风场的竿子上，回到号子里穿上干净的衣服。

　　这时候，我才能静静地观察风场。风场的四周是高墙，顶上是钢筋焊接的铁网，我是这么称呼它。外面有一个水池，是供犯人每天放风时洗东西的，打水接水，全部用这个水龙头。风场的最里面，放着两个垃圾盆，角落里有一个下水道，除老大之外的人如果拉屎全部要在那里拉，还有一个杆子必须要把屎捣碎用水冲下去。风场是用水泥筑成，由于长期冲地，已经长了好多的青苔。

　　我的活儿还没有干完，于新又要当我的老师，那就是刷厕所，先让打水的人将厕所冲一遍，然后用刷子打肥皂先刷一遍，再让打水的人将厕所冲干净，我再用一个破布，实际上是一件破秋衣，用它把厕所地上拖干，再挡在厕所与号子的过道上，防止厕所的水弄到屋里。风场和水池的旁边，要换一块布来擦干水。

　　“把风场给涮一下。”老大晒着太阳，又命令我说。

　　我拿来刷子，把这个近十五平米的风场刷干净，用布将水擦干。

　　“这里再拖一下，这里，看到没有？眼睛瞎了。”老大又开始挑剔了。

　　“是，老大。”我压抑着自己。

　　对我来讲，干些活儿不要紧，关键是我被耍来耍去，在心里无法接受。算了，我一个人身在异乡，举目无亲，不要做鸡蛋碰石头的事，再者说，我是知识分子，身体又比较单薄，打起来我也不是对手，这是不划算的。

　　这时候，有一个身材不高的号友走到我的身边，他没有对我凶神恶煞，而是用平常的语气说：

　　“你不要以为就你是这样，没怎么打你就很运气了，哪个人进来都一样，老大自己也是从擦厕所开始的。在号子里，没有年龄之分，没有身体好坏之分。”后来，我知道他叫丁小丁，是因为重伤害致死而进来的。

　　到关风门的时间了，我最后一个进来，等待管教关好之后，他们让我敲三下，我第一次敲得声音太小，又遭到他们一顿数落。

　　坐在铺板上，我手里拿着要求背的监规，偷偷地环视了一下号子里的环境，我发现，高墙有十几米高，用蓝色的漆刷了一个两米高的墙围；南北上面都有窗户，窗户里面用钢筋焊成栅栏，管教可以在上面巡视；南面的窗下是一盏灯；南边为里面，风门和厕所挨着，北面是进出的大铁门，铁门上只有两个平时不开的孔，上边的小一点，是管教问情况，送信用的，下面的是打饭打水和送进大一点的东西用的；铁门上边架着一台17吋黑白电视；东面墙正中贴着用电脑打字出来的“监规”，下面是挂毛巾的架子，在一条木板上用镙丝拧着十一个挂钩，挂钩的小钩整齐地挂着毛巾，每天都有人叠，牙刷插放在小钩上，一个个斜插着非常规范；地下放着许多的盆，有打冷水的，有打热水的，还有几个盆，我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西面墙上什么都没有，下面就是我们离不开的铺板，铺板是可以抬起来的，里面放着平时不摆在上面的被子和个人的衣物，我刚进来，不清楚前面的事，后面的板子下还放着一些方便面等，铺板上叠着三床见楞见角的被子，完全是军队里的叠法；房顶有一个吊扇；四周墙上布满了蚊蝇的尸体，血迹斑斑的。

　　铁门下面的小孔打开，他们都看着我，我没有听懂外面叫我什么，老大和前面几个人就蹲在那里接外边送进来的东西。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我的卫生大帐。老大让阿黑，就是上边谈到的穿运动衫的小伙子，给了我十包方便面、两袋辣酱和五袋榨菜。我在于新的帮助下把东西放到铺板底下。我不爱吃方便面，辣的东西又不吃，但是，这个地方的人同湖南和四川人一样专门爱吃带辣味的东西，比如说辣椒，是越辣越好。也可能这是规矩，我没有多问任何事，我不是斤斤计较的人。实际上，卫生大帐里有很多的东西，包括洗衣肥皂，他们叫臭皂，香皂，手纸，牙膏，牙刷和毛巾，这些都放在前面。

　　铁门的锁在响，大家赶紧一一地坐在板子上，而且是笔直地坐好。

　　铁门开了，管教出现在门口，他三十多岁，脸色总是那么红光焕发，他身着警服，胸前别着一个牌子，他们都叫他钟管教。

　　“来了新人了？”他已经知道，但还是要问一下号头。

　　“报告，钟管教，是来了一个。从北京来的。”老大站起来立正回答。

　　“你叫什么？”钟管教问我。

　　“华向阳。”我赶紧也站起来立正回答。

　　“张奎才，你出来。”钟管教叫老大出去。老大拖着镣铐出去了，铁门关上。

　　于新低声告诉我：“这是钟管教开始谈心。等会可能要叫你。”

　　我点了点头，开始背着监规。

　　铁门下面的孔又打开了。“打开水。”前面的人喊了一下。负责打开水的人赶紧拿着盆接了两大盆开水。阿黑又在东面地上放的盆里舀出一些东西，放在一个干净的盆里，将这个盆又放在开水盆里。我尽可能不去了解这些事。

　　老大回来了，我真的给叫出去。我跟随钟管教走到管教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还有一个穿制服的人，正抽着烟。钟管教也点起一只香烟，看了看我，“坐下吧。”

　　我顺从地坐下，自然地说：“谢谢。”

　　钟管教指了指坐在他对面的穿制服的人，告诉我：“这是住看守所的检察官，有什么可以与他讲。”我点了点头，但心里很谨慎。

　　提问开始，钟管教先问：“叫什么？”

　　“华向阳。”

　　“家庭住址？”

　　我把身份证上的地址说一遍。

　　“学历？”

　　“大学本科。”

　　“工作单位？”

　　“北京B-JS制衣有限责任公司。”

　　“职位？”

　　“法人代表。”

　　“因为什么进来？”

　　“被指控诈骗。”

　　“这不叫被指控诈骗，我们都叫涉嫌，你就是涉嫌诈骗。”检察官坐在旁边，一边记录一边向我说明。

　　“谢谢。”我不经意地说。

　　“简单讲一下经过。”钟管教对我说。

　　“我公司介绍了一个外商在原告工厂做了三千件皮装，货发出去了但外汇没有收回来，工厂指责我们诈骗，金额约二十多万美元，我们公司与工厂有佣金协议，并收了部分佣金。”我真是简单扼要地讲了我的情况。

　　“你拿了多少钱？”

　　“三万元。”

　　“你知道工厂为此都快要倒闭了吗？。”钟管教摇了摇头。“你有什么想法？”

　　我说：“我们是无罪的，因为我们并没有拿到货，只是中间人。”

　　“你的想法我们会向公安局反映的，但我们只是作一下笔录，了解一下情况。”检察官又接过来说。

　　“我明白。”

　　“你在这里签个字。”检察官将他的笔录递给我。

　　我还是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签字按手印。

　　检察官的传呼机响了，他起身出去打电话。

　　钟管教又接着问他关心的问题：“婚姻状况？”

　　“离异。”

　　“有孩子吗？”

　　“有，是个男孩。”

　　“进了号子有人打你吗？”

　　“嗯，没有。”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他的这个问话，想了一下才回答。

　　“你抽烟吗？要抽，桌子上有，自己拿就是了。”他关心地问我，又指了指桌子上两包香烟，一包是红塔山，另一包是红梅。

　　“谢谢，我不会抽。”

　　“还有什么要跟钟管教讲的？”

　　“没有什么，就是希望您能帮我买一床被子，我无法从北京再邮寄它。”号子里的被子都是每个人自己让家里送来的。

　　“我去想办法。”

　　“谢谢。”

　　“没有什么了，回去吧。”他拿起钥匙，走出去，我跟在后面。

　　“你还有一个同案在三号，是吗？”一边走，钟管教一边问我。

　　“是的。他年龄大些，又有病，真应该照顾他一下。”我说，明明知道钟管教不是管三号的，但也不知不觉地讲了出来。

　　“应该没问题。”钟管教竟然非常肯定地说。

　　十号门又打开，我进去，门又给锁上。

　　“管教问你什么？”我刚坐下，老大开始问我。

　　“没有什么，作笔录。检察官也在。”我回答。

　　“北京号子里怎样？”他又问及北京号子的情况。

　　“北京号子里，有彩电，有监视器，卫生间要大得多。”我介绍道。

　　“是吗，还有彩电，我们这里是黑白的。什么叫监视器？能看到里面的人吗？”

　　“能看到，所以我们每天只有坐着，另外叠的被子非常整齐，用的被子都是军用的。”

　　“什么，我们的被子叠的不好吗？”他指了指铺板上的被子。

　　“在北京是要求全部这么叠。”我忙着解释。

　　丁小丁坐在前面，慢悠悠地问我：“结婚了吗？”

　　“离了。”我回答。要在以前我最不愿意谈论自己的私生活，现在我也就不回避什么了。

　　“搞过几个女人？”他对我还是在用词上考虑一下的，否则是很难听的。

　　“屈指可数。”我没有正面回答他。

　　“有孩子吗？”阿黑好像最关心这个。

　　“有，两个。”我回答。

　　“男孩还是女孩？”

　　“男孩。”

　　“我的也是男孩。”他骄傲地说，“现在五岁了。”

　　“我的大孩子是十岁，小的一岁半。”我有些思恋的语气。

　　“你怎么会有小的呢？”我的回答，招来号子里的人议论。

　　“我应该只有一个。另一个是……”我的话还没有讲完，小齐就哈哈大笑起来。

　　“我知道了，你也是个色鬼。不过现在这个社会很正常，我就有情人，而且关系还很好，我老婆和孩子对我也特别好。”小齐沾沾自喜地，他看起来感到很幸福，他是由于交通肇事进来的。

　　我不知道如何解释我自己，虽然有幸福的一面，但是一个男人这样活着太累，几方面全要顾及到，否则就会出乱子。现在社会上，有个情人，有个小秘，傍着个女人，这些都成了不奇怪的事，不过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之路，有我自己的活法，我虽然也步入了这样的怪圈，从我内心来讲，我还是为了追求真正的爱情，追求有价值的人生。这些话是不能跟他们说的，弄不好他们还以为我清高，不能与他们相处，这样就不好了，实际上，我这个人是最容易与别人融合在一起的，但是平时不大好说话，除非遇到谈得来的人。可是很奇怪的是，许多性格非常古怪的人，都愿意将自己心里的话讲给我听。我问过他们，为什么愿意这样，他们都讲与我谈话，我会认真地听，还可以为他们分析解剖他们自己，使他们心里得到很大的满足。

　　“那你们北京号子里吃什么？”老大有兴致地问。

　　“吃得是馒头。一天两顿，四个馒头。”我说。

　　“什么是馒头？”老大是土生土长的，根本没有去过北方。

　　“就是大馍。”阿黑解释说：“我去过石家庄干木匠，天天吃大馍，吃不饱。”

　　“我们这里是三顿饭，全都是米饭。”老大告诉我。

　　“我到无所谓，我的老家是江苏的。所以吃馒头和吃米饭是一样的。”我解释道。

　　“你带来多少钱？”老大又问我。

　　“四百元。”我回答。

　　“这点儿钱算什么，打不了几次菜就没了。”小齐说着，似乎在向我介绍号子里的情况。

　　“到后面去。监规必须背熟。”老大要求我。

　　我又回到自己应该坐的位置。别的人有的在打扑克，有的在看书，有的在聊天。

　　外面的门响了一下，有推车的声音。“打饭。”老大大声说。大家赶紧起来，都到铺板下按顺序蹲好。

　　“这个条子（就是指勺子）是你的。”一个个头不高，长得十分精神的小伙子对我说，他就排在我的前面。听他的口音不像是当地人，他专门负责洗碗。他先等擦板子的人用桔黄色的毛巾擦一遍，然后就将洗碗的毛巾铺在老大蹲的面前，将老大的勺子放在毛巾上。阿黑将在开水盆里温的盆拿到前面。

　　“谢谢。”我接过勺子（当地方言称条子）。

　　“不用，我是浙江的，来这里一个多月了。做事你要处处小心。”他告诫我。他就是吴国伟，由于制作贩卖假冒伪劣商标而进来的。

　　“谢谢。”我感激地说。

　　“吴国伟，你他妈的说什么话。”吴国伟被老大骂一下。

　　午饭打来了，我的饭盆被传了过来。盆里是积米，放着几片油菜，几乎没有盐味。我刚进来，是很难吃下的，加上我的饭量不大。

　　“北京人，你不吃酱吗？”于新关心地问我。

　　我从墙洞里摸出我的辣酱，打开后挤了一点在盆里，太辣了，我无法吃下去。索性就把一整袋的酱给了于新，他感激地谢谢我，我看出来于新家境不是太好。

　　“谢谢老大。”当饭推倒于新和吴国伟他们面前时，他们大声说。

　　我不知道是否我也得大声说一声，谢什么，我吃的是共产党的饭，后来我才知道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吃饭也是有规矩的，不能在吃饭时上厕所小便和吐痰，不允许大声咋嘴，后面的必须快吃，前面人吃完了后面人就不能吃了，前面人没有站起来后面的人就一直蹲着，吃饭的时候不能讲话等等。

　　我到无所谓，吃饭没有什么坏习惯，这样省得惹火烧身。吃完饭，我就等着吴国伟收拾好碗，另一个人擦完铺板，我开始我自己的工作，还是由于我近视，看不清楚地面的脏东西，速度肯定慢一些，这样又被老大骂了一顿，一个毛头小伙还上来踢了我一脚。最后总算干完了。

　　吃完饭，大家稍停片刻，就开始抬板子，拿被子，铺床，午睡。我没有被子，只好和于新挤在一床被子里，我睡觉的地方只能有一个侧身的位置大小。上午的工作本身就弄得我腰酸背痛，又是侧着睡硬铺板，虽然我由于晚上的旅途劳累很快就睡着了，但是很不舒服，好在我睡觉时也没有什么毛病，这样的习惯对我帮助很大。由于后面拥挤，我们是调头睡的，我的头冲外。

　　“起床。”阿黑大喊一声，我赶紧爬起来，因为我深知新来的肯定要事事在先。

　　大家依次从后面到前面一个个起来，我帮助叠好了后面人的被子，前面我就没有权利了。自然有叠被子的人去干。抬起铺板，我们将被子放下去，留下三床被子由小齐叠得见楞见角。老大慢悠悠拖着镣铐上厕所小便，然后洗脸刷牙，这都有人准备水和挤好牙膏。在北京，我记得不是这样，也许是设备完善的缘故。

　　我继续背监规，“监规”。

　　看守所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是教育犯人改邪归正的重要阵地，为了保证看守所的安全，保障监管工作有秩序地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监规，在押犯人必须严格遵守：

　　一，必须服从管理教育，不准抗拒阻碍监管人员和武装民警执行公务；

　　二，必须认罪伏法，不准隐瞒犯罪事实，不准串通案情，不准用暗语谈话，不准互相策划对抗审讯审判；

　　三，必须保持看守所良好秩序，不准喧哗吵闹，不准打架斗殴；

　　四，必须认真学习，接受改造，不准结伙作弊，不准散布反动污秽言论，不准传递夹带信件和危险违禁物品；”

　　我基本上熟练地背诵了上面的内容，但是心里很不是滋味，读着监规，我怎么也无法摆正自己的位置，因为我对我自己是否有罪有很大的异议。我从上小学起就是班里最优秀的，一直当班长，加入了红小兵，那时是文革后期；到了中学，我加入了红卫兵，并且是全年级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我思想先进，从来没有被处分过。上大学后，我开始沉醉于学业，但我的道德标准没有丢。在工作中我跳过几次槽，每次领导都一再挽留，虽然我是一个文弱的书生，但我还没有跳出知识分子的行列，我有我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追求，看不上社会上的残渣余孽，总之，非常富有正气感。我确实无法接受我被指控为有罪。

　　下午管教开的是后风。上午做过的一系列的工作我必须在下午重新完成，我的腰有一些直不起来了，但是我还是咬着牙做事，尽最大可能不出现问题。可是在拖风场时，老大认为我没有拖干风场上几个角落里的水，又给了我一记重拳，我摇晃了一下，丁小丁扶住了我，否则我肯定要倒在地上了。

　　“对不起，老大。”他打了我，我还要说对不起他。

　　我突然感到我像一个小学生，什么事都得重新来，不懂的事太多太多了，怪不得在北京号子里，一个人曾跟我说，这里也是大学，而且是非常完善的社会大学，在这里有学不完的东西。来到这里也是这样，语言有些听不懂，就是号子里很简单的事我都难以驾驭，我深深地感到我自己有多笨。但是我的另一个自我又一次出现，他的声音是坚定的，他鼓励我一定要战胜困难，要战胜我自己。还是那句话，别人能过来的，我也一定能够过来。

　　“打开水。”我们听到打水车出门和在过道推车的轱辘声，老大慢悠悠地回到号子里，我才发现他们在准备泡方便面，我不想吃。

　　“蹲下，”于新让我进到屋里，跟吃饭时一样蹲着，“你不吃吗？”他又关心地问。

　　“我不吃。”

　　我蹲着等他们吃完，才站起来，他们又让我捡拾地上的东西。号子里就是这样，容不得任何脏东西。我当然还发现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吃方便面，于新就是其中之一。

　　我哈腰站起来后禁不住用手揉了揉腰。

　　我掏出监规又不顾一切地背：

　　“五，必须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不准教唆他人犯罪，不准传习作案伎俩，不准欺压凌辱他人；

　　六，必须爱护公共财务，不准损坏看守所设施，不准毁坏衣被和书报杂志；

　　七，必须讲究卫生，保持牢房整洁，不准乱写乱画，不准乱放衣物用品；

　　八，必须遵守监内生活制度，不准吸烟弄火，不准偷窃他人财物，不准抢吃他

　　人食品，不准互相买卖，赠送物品；

　　九，必须互相监督，发现违犯监规或企图逃跑、自杀、行凶等破坏活动要立即报告，不准袒护和包庇他人；

　　十，必须讲文明礼貌，不准讽刺、挖苦和戏弄他人，不准造谣滋事。

　　违犯以上规定者，视情节轻重，将分别给予训诫、责令反省、加戴戒具或采取其他强制措施，构成犯罪者，将并案依法从严惩处，制止破坏监规行为有立功表现者，将酌情依法从宽处理。

　　XX省公安厅

　　一九八七年元月”

　　我背着，基本上熟练起来，为了尽快通过这一关，我不能多考虑什么，仅仅是背书而已，记住这一点就行了。

　　“能背出来吗？”于新关心地问。

　　“前面差不多了。”我保守地讲。

　　“那你背给我听一下。”他说。

　　我开始背，还是有些磕磕碰碰，不熟练，于新就背给我听，虽然带着强烈的方言口音，但是非常地熟练，一字不差，简直有点儿倒背如流的感觉，我自愧不如。

　　“在里面，不识字的也都要背出来。有一个老孙头，一字不识，最后竟然让人教他，他自己唱会了。”他告诉我这些。“你是什么毕业？”

　　我回答：“我是大学毕业。”

　　“怪不得你背得这么快，你是大学生。”他惊讶地说。然后他跟老大说：“北京人是大学生，监规背得很快。”他在老大面前夸我。

　　大家都抬起头来看我，也许他们这里面不可能关大学生似的，其实随着社会的发展，学历高的人犯罪的大有人在，只不过是在这个小地方不多见而已。

　　“你看，我就不识字。”阿黑指着自己对我说。

　　“我是初中毕业。”于新告诉我。

　　“为什么不继续读书呢？”我反问道。

　　“家里没钱。”他无不难过地说。

　　“我日你妈的，家里没钱上什么学。”老大站起来伸展一下身体说。

　　“我是不愿意学，家里也就不管我了。”阿黑继续附和着。

　　虽然他们大多数没有上过学，或是上了很少的学，但是对有学历的人还算尊敬，这是传统的中国人的想法。在北京，这些就很正常，没有人感到惊讶，因为受教育的人非常普遍，即便学业不好，但也能看书看报。

　　太阳快西落了，我们的晚饭开始进行。饭打进来，与中午是一样的饭菜，为了吃得快一些，我问于新还要不要，他毫不犹豫地点头。我给他拨出一些。于新身材高，又年轻，非常能吃，平时都吃不饱。

　　“谢谢。”他一再轻声地说。

　　晚上，我想喝些水，于新看出了我的想法，自己大声向老大报告：“老大，我喝点热水，”他又看了我一下，示意我将饭盆拿过来。“你不能动这些盆的。要喝水，你就让我给你舀。”我就用饭盆接着喝了点水。

　　一切都整理完，吴国伟坐在我旁边，轻声地告诉我：“我是浙江的，这里就我们俩是外地的，我是因为制作贩卖假冒商标第二次被抓，第一次我已经缴了十五万元的罚款，这次又被检察院给抓过来。”

　　“罚款缴了为什么还抓你呢？”我不解地问。

　　“咳，大概是公安局里出了问题，让我交代是否给别人送礼了，我说没有。”

　　“那么，罚这么多钱怎么办？”我问他。

　　“不知道。”他懊恼地回答。

　　“北京人，你们北京好不好？”老大问我。

　　“大城市，比较现代化。”我简单回答。

　　“北京玩的地方很多，日你妈的，我还没有去过呢！”他说，“现在想去，也得十几年以后的事了。你知道吗？我被判死缓。”

　　我这才如梦初醒般地知道为什么他戴镣铐的原因。

　　天黑了下来，我们又忙着将被子拿出来铺好，这次我看清了，老大前面还富余一块板不让人去睡的。电视打开了，是中央电视台第一频道的新闻联播，我的眼镜没有了，所以根本看不清电视画面，只好听声音。

　　“明天一早你就得起来，必须第一个起来。”于新告诉我。

　　“噢。”我点了头。在北京，我们是早六点打铃起床，不知道这儿是怎么一种情况。

　　电视没怎么看，我就进入梦乡，这第一天让我感到很累很累，使我没有时间去想其他的事，甚至也没有想到我最放心不下的我的女友程爱真和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