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快要到站了，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坐在火车上，我的心情是那么的激动，同时又是那么的恐慌。激动的是我在江南看守所经历七个多月的牢狱生活，今天我终于回到了北京。不论以后如何，我毕竟逃脱了那里的束缚，回到了我所熟悉的环境里。这次回来，我没有依靠任何的关系门路，也没有依靠朋友和家里人的顶力帮助。我是很幸运地回来的。正如北京警官对我说的那样，我能回来，并不是因为我是什么人物，而是因为M-H 公司的款项。我在被抓之前，收了M-H 公司的八十多万的定金，是准备做出口的货物，但是我在火车上，却了解到M-H 公司根本没有出口这批货，这就意味着他们根本就没有继续做下去。那么做好的货让谁出口了呢？单就香港苏先生是无法做到的。

　　恐慌的是我虽然回来了，但是我还要接受当地公安局的审查。另外，我还要到北京的号子里接受号子里的考验。对此我知道得不多。尽管我曾经在那里关押了四天，但是那只是临时的关押。到底在刑拘号子里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实在是不知道。还是那句话，我不想无辜地挨打，更不想重新来一遍江南的过程。但愿我这个当地人会好过一些。

　　望着火车的窗外，看到我熟悉的街道和高楼林立的景象，我的心跳也加快了，心情也无法平静下来。虽然仅仅只是几个月的时间，但我觉得首都好像变化了许多。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五彩缤纷的广告，夏天人们穿着的各种各样的服饰，还有那灰蒙蒙的天空，穿梭不息的车辆，都使我倍感亲切。我唯一的感觉就是我离我的亲人们近了。

　　“警官，您了解号子里的情况吗？”我试探地也有点儿忐忑不安地问对面坐着的北京警官。

　　“对不起，我不太了解号子里的事。”北京警官就是这样简单地说。“不过，我们可以跟看守所说一下，让他们跟号子里打个招呼。”

　　“谢谢。”这就够了，我对此已经非常感激了。

　　我不可能向别人提出更多的要求，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现在的身份。或许是太悲观的原因，我始终不能摆脱坐牢的阴影，事实上也是如此，我所面对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执行者，我是他们的另一面，在押人员，在过去就是犯人。算了，想那么多，也没有什么意思，反正我已经从那个小城市的看守所走出来了，回到自己的家乡坐牢，相信会好些的。在北京这么好环境的看守所里，不会出现什么意外的，况且我记得我在京关的那四天里，天天就是坐在那里静静地思过，不可能轻易打人的，如果一打人，管教们就可以从监视器中看到号子里的情况。想到这里，我的心也就平静了下来。

　　北京站到了，列车停了下来。北京警官又将一件衣服盖住我戴着手铐的手，跟随着出站的人流走出了北京站。车站外面已经有一辆警车在那里等候，我被押上了汽车，到了公安局办完手续，就又被送到看守所。此时已经是傍晚时分。在火车上的时候，北京警官让我跟家里人通了电话，简单地告诉我父亲，我已经回到北京，请他转告程爱真，因为程爱真到底住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也没有任何通讯工具可以联系到她。我真的好想她和孩子。

　　外面的空气是灼热的，地面刚刚开始降温。从开着空调的汽车里出来，迎面就是一股热浪，使我无法一下子适应过来。我提着我的衣物，蹲在看守所高大的铁门前的黄线外，这里是不能站着的。北京警官办完交接手续，才让我站起来，跟着他们走进看守所里。我穿过过道，例行公事地通过安全检查门，到了更衣室，穿上统一的号服，正值六月的天气，因此犯人的号服也换成短裤和背心，其他的衣物就不让带进去了，我只好带了块香皂。去年来这里的时候，我换上的是长裤和长袖上衣。

　　我还有些不习惯这里空调的凉气，使我浑身立即起了鸡皮疙瘩，不禁打了一下哆嗦。

　　“我能够带书进去吗？”我问管教。

　　“不行。”他简单地回答。

　　我还是那种想法，就是在号子里，我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和机会多看一些书，不愿虚度时光。只可惜这里不让我带书进去。我过去一直拼命地工作，所以习惯了紧张的节奏，一下子闲在下来，我就不知道干什么好了。后来我下决心，在号子里多看一些文学作品和法律方面的书，丰富自己的知识。确实我好久没有静下心来看书了。

　　“买被子吗？”管教问我。

　　“是的，我要买。”我赶紧回答。我吸取在江南看守所由于没有被褥造成的尴尬局面的教训。没有被褥，在号子里是非常不方便的。

　　“有没有病？”管教又问我。

　　“没有。”我说。

　　“好吧，跟我走。”管教站起来。我跟着他走出更衣室。

　　在过道上，我看到北京警官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的嘴嘟囔了一下，自己好像听见说了声谢谢之类的话，但是我想他肯定是听不见的。他却似乎看出我的谢意，向我挥了挥手，示意让我赶紧进去。

　　我领了洗漱用品和被子，跟着管教向里面走去。地面很干净，也很滑，散发着医院里才有的那种来苏水的味道，我小心翼翼地走着，免得自己滑倒后出洋相，受到管教的指责。

　　四通三所人最少，我就给安排到了这里。站在外面，我看到里面的在押人员，一个个都整齐地坐在铺板上看电视。号头站在门前，托起铁栅栏门上的大铁锁，管教打开了门。

　　“这是哥们的关系，不要打他。”管教对号头说。看来他们确实是跟看守所讲了。

　　“报告管教，我们不会打他的。”号头回答。

　　铁门关上。我还是那样抱着被褥走到屋子的里面，等待老大的安排。

　　老大的年龄看起来与我差不多，这回我可以戴着眼镜进来，因此我可以看清楚他的脸。他的脸色灰黄，似乎有些浮肿，眼皮松松的，好像是没有睡醒似的，身材不高，不是很胖。他从前面走过来，我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我先将我的香皂等日用品交给他，又掏出我在看守所登记的三百元钱条子交给他。

　　“这个不是钱票。”他让我收好。显然我的行为使他有些高兴，无论如何是不反感的。

　　“那这怎么能够变成钱呢？”我不懂这里的规矩。

　　在江南，是看守所统一管理个人钱财的，不可能放到号子里的。这里肯定是不同的。我在去年的时候，我的朋友唐小亮被抓进去后，才知道了所谓的“鬼票”，看来这里号子里的钱是要换成所谓的“鬼票”的。

　　“等张管教来后，跟他讲就是了。”老大说。

　　“那好吧，你出去的时候，帮助我也说一下。谢谢。”我说。

　　“可以。”他不加思索地说。“你是北京的吗？”

　　“是的。”我的口气里总算有了一点儿骄傲的语调。

　　“因为什么进来的？”

　　“合同诈骗。”我这样来回答。“但是我没有骗，是由于我突然被抓，造成了损失，那家公司认为我是诈骗。”

　　“刚才好像管教说你是从外面押解回来的？”

　　“是的，从江南，我在那里关了七个月。”

　　“那又是因为什么呢？”

　　“诈骗。我们是中间人，他们认为我有可能同国外合伙诈骗国家财产，就给我抓了过去，还是从这里提走的呢。”

　　“这样的话，你有可能干起的。”他是这样说。

　　我明白他讲“干起”的意思，但是我又不是非常明白。其实就是无罪释放或是取保候审出去的意思。

　　“你家住在哪儿呢？”他继续问我。

　　我把我的家庭住址说了一遍。

　　“你怎么还同我是邻居呢！”老大说。真是越说越近。

　　原来他与我父亲住的楼房是一幢。只不过我自己自从结婚后就没有在我父亲家长期住过，所以我并不认识他。

　　“你在公安局里有托儿吗？”他突然想到，刚才管教告诉他，要照顾一下我。

　　“后来认识的。”我只能这样说，其实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托儿”（就是关系）。

　　老大问完话，就回到了前面，但是我到底在什么位置上，他却没有安排，我有些不解。就一直把被褥放到地上，自己坐下来同他们一起看电视。

　　一夜的颠簸，使我浑身是汗或土，也有些疲倦。我走到老大面前，试探地问他：

　　“老大，我可以洗个澡吗？”

　　他点了点头同意了，并让其他人给我拿香皂。这里比在江南的看过所里要强百倍，卫生间特别的大，而且是用一大扇的玻璃与号子隔开，里外的人都可以看到对方，地面也是非常干净的，没有吊扇，电视是彩色的，电视的下面是对讲器，对着卫生间的墙上架者一台监视器，这就是每天管教们查看号子里情况的关键仪器。唯一同江南看守所一样的就是高高的墙壁上的蚊蝇血迹斑斑的尸体。

　　我洗着澡，突然发现自己身上疥疮的红结子越来越多，我只好回避着，避免让别的人看见。痛快的洗个凉水澡，我的精神好了起来，周身上下也觉得舒服了许多。洗完之后，我换上了干净的内裤，穿上了号服。又把换下的内裤洗干净晾在卫生间里。

　　“你吃饭了吗？这里有馒头。”老大问我。

　　“我不想吃。”我说。

　　“在江南是不是受罪了？”

　　“还好，就是吃的方面营养太差，天天都是米饭，菜没有什么油水。”我简单地说。

　　一个小伙子坐过来，热情地对我说：“没事，我也是北京的。我就住在三元桥附近。”

　　“你是怎么进来的？”我问他。

　　“抢劫。”他回答。但是明显地表现出不情愿的表情。

　　“你知道吗？抢劫罪可是非常严重的。”我说。

　　“知道，新《刑法》规定的比较重。所以我也在找托儿，想办法干起。”他是这样说的，但是没有很高的声音，底气也不是很足。

　　“哈哈，干起，是不可能的。”老大嘲笑地说他。

　　“老大，你是因为什么进来的？”这次是我来问他了。

　　“吸粉儿。”他说。

　　这下我才明白为什么他总是带着惺忪的睡眼，脸也有些浮肿。

　　“那没有什么的。”我不愿意将话说得太绝，我知道倒卖白粉才有罪呢。

　　“我知道，我正在等待劳教的通知，都快九十天了。”他告诉我。

　　在北京，这一点是不同的，刑拘就只能是一个月，怎么可能是九十天呢？从理论上我是搞不清楚的。

　　“是不是吸得很厉害？”我问他。

　　“还算可以吧。”他不愿意多说自己的事。

　　“我认识的那个人，都戒了好几次了，但还是戒不掉。”看到他痛苦的样子，我真是不知道如何去说。我也在不知不觉中和他聊了起来。

　　“我也戒了几次，但还是想抽。”他也附和着。

　　这样一来，我们之间的距离就拉近了。这也许就是人生存的本能吧。

　　一个又高又黑又胖的年轻人走了过来，问起我的情况，“你是从江南押解过来的吗？”

　　“是的”我回答。

　　“我是那边的，你是在江南还是在江北？”他还在问。

　　“江南。”

　　“那你习惯那里的生活吗？天天要吃米饭。”

　　“是的，天天米饭。伙食上比北京要差一些。”

　　“那是肯定的了。”

　　“你是怎么进来的？”我反问他。

　　“是入室抢劫未遂。我们是走到半路回来的，联防的检查我们，就给说了出来。”他好像非常后悔地说。

　　“估计会怎么样呢？”

　　“判倒是判不重。最多一年半载的。”他是这样地说，“我现在都四个月了。”

　　“到了什么地步呢？”

　　“收到了告知，检提过了。”他说的“检提”同安徽那边叫法不一样。江南那边叫做“律师委托书”，就是案子已经交到了检察院。

　　“坐好了，坐好了。”对讲器上的小红灯亮了，老大赶紧说。

　　我们又整齐地坐在铺边上，屁股底下用褥子垫着。这就叫做“坐板”。通道里有管教走过来的声音。他竟然到了我们的号子门前。老大又是那样站在门前，将铁栅栏门上的大锁托起来。

　　“华向阳，提审。”管教说。

　　“到。”我赶紧走到门口。这就是“夜提”。这一点要比江南好得多，没有任何拖拉的表现。我也希望是这样，因为只有这样我才有机会向公安局讲清楚我的实际情况，到底是不是经济犯罪，这是值得讨论的，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随着管教到了门口，那里有警官在等待我，再随着他去提审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