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北京郊区的那个老跳伞俱乐部。那时候，是我们国家最困难的年代，自然灾害加上中国要勒紧裤带偿还苏联老大哥的债务，造成我们老百姓吃饭都要定量。现在想起来是那么地可怕。曾经听母亲讲过，由于营养不良，造成了腿和脸浮肿。我父母的经济条件比别的人要好些，因此，他们还有能力不时地、悄悄地到外面饭馆里吃上一顿饭好的，改善一下伙食。我那时很小，没有真正地体验过那种生活。父亲当时在国家体委工作，从事的又是军事体育项目，所以在待遇上什么的比地方上要好得多。母亲在大学毕业后，就志愿到了北方农村中学去教书。我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成长的。

　　父亲非常地正派，也可说是非常地正统，对党和毛主席忠贞不二，他的事业心也很强，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去。他对家里的事情关心就少了很多。母亲到了农村中学后，每周才能回来一次。他们俩都是上海人，来到北京工作后，从各个方面都要从新习惯，特别是生活习惯方面，南方人爱吃大米，但在北京大米是要有比例的、有很少的定量，因此他们要坚持慢慢地适应吃馒头和面食。另外的问题就是普通话，有些个别的音调，总是带着南方的口音，就是因为这一点，他们在家里根本不像别人那样讲家乡话，他们坚持讲普通话。

　　我们家是在宿舍区，一间套房，外面有一个厨房，前面是一片空地。在空地上，爸爸妈妈种了一些葡萄和向日葵，收获到的却少得可怜。墙外是农田，那绿油油的麦子，让人产生一种清新的感觉。既然是跳伞俱乐部，当然少不了飞机场和飞机，我父亲是教练，他的弟子们非常喜欢我，经常来看我们。这里的环境是非常好的，当时看来若大的机场，除了飞机就没有别的什么了，飞机跑道的外面是长了一尺多高的蒿草，远处可以看到高高的山脉，在这个空旷的原野里，顿时你会感到自己是多么地渺小。每日训练时，飞机轰轰隆隆发动的声音就震耳欲聋。在办公区，还有一个陆地训练场，有各种各样的训练用的设施和器械。我也经常到那里去玩的。

　　我们的那个大院太大了。一到晚上，有的地方就非常地黑暗，让人感到非常地害怕。有一次，母亲带我到洗澡堂去洗澡，那里非常地安静，没有其他的人在里面。突然，不知道哪里发出了敲击管子的声音，也可能是在修理什么，但是非常地渗人。母亲大声喊是谁，但没有人回答，还是不停地敲打。从那时候起，我好像懂得了什么是害怕二字。那种心理作用，后来一直萦绕在我的梦里和心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梦：我赶紧穿好衣服，走出来，但是我找不到母亲了，所以，我就走啊走啊，但就好像是走进了一个黑洞天体，自己一边走一边旋转着，总是解脱不了。这就是我产生的恐惧感。

　　父母由于太忙，就把我和弟弟托给一个老奶奶，她来到我家，看护我们俩。我至今也不能忘记的就是大家都对弟弟倍加关心，爱护他，说他的嘴甜，说话招人喜欢。弟弟在不到一岁的时候，突然得了小儿麻痹，父母为此花了很多的精力，到处求医，针灸，总算使他能够自理，但是造成终生的残疾。弟弟也是非常地坚强，对针灸和打针什么的，从来不哭。也许就是这样，大家才格外地照顾他，关心他。有一次，我对奶奶讲，我要喝水，奶奶竟然鬼使神差地将一个杯子递给我，我一喝，都是弟弟的尿，奶奶在那里笑，我却哭了。父亲总是见不得我哭，上来就说我或是打我，逼着不让我哭出来，我当时的委屈只有咽到肚子里。由于父亲的严厉，所以我从小就害怕父亲，不敢同他多说一句话，事事小心谨慎，更谈不上同他开句玩笑和亲热一番了。

　　那个奶奶要改嫁到镇上去。我们就没有人管了，无奈之余，父母将我和弟弟送到了幼儿园。弟弟由于身体的原因，还真是费了一番周折后才勉强地进去，但是我们不在一起。父母将弟弟安排好后，就送我到了大班。那年我已经五岁了。不知道怎么的，我就是哭闹着不想留下来。父亲生气了，说了我一遍又一遍。母亲灵机一动，给了我一个五分的硬币，才使我止住了哭闹。他们头也没回地就走了。

　　幼儿园的生活是那么地快乐。那时外面正在搞文化大革命，但我们小孩子还都是那么地天真无邪。特别是在夜里，我们经常能听到外面的人在大喊大叫，甚至听到双方动武的枪声。我想我的父母此时此刻也在积极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去了，他们是党员，肯定要在前面带头冲锋陷阵。但是，有一次我到批斗现场，看到我父亲的脖子上也挂着牌子，站在台子上。我不是非常理解，但我相信父亲不是坏人，他从小就出身贫寒，对党和毛主席是没有什么二心的。可是批斗会后，父亲还是积极地投入到运动之中，那怕是在夜里，最新的指示来了，他都要立即爬起来，冲到外面，组织游行。

　　我们的幼儿园还是一片净土，终日与世无争，到处充满着我们的欢笑声。老师带着我们搭积木，唱儿歌，还经常排着队到外面去玩。在幼儿园附近，有一片草地，在远处的山坡上座落着一座古老的古塔。那个时候，我觉得它是那么地高大。听老师讲，从那上面还跳下过人给摔死了。每次我们走到那里时，我都在想这个可怕的事情和那个摔死的人。塔的下面，是一个火车隧道，经常有火车吐着白烟拖着长长的尾巴飞驰而过。我不知道它开向哪里，但我自己看到了火车就觉得非常地开心。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懂得了性，也就是潜意识里的男和女是有区别的，也有了一种冲动，想了解女孩子。虽然现在想起来是很难启口的，但剖析起来也就不算什么了。一天，小亮和小敏在老师不在的时候，在宿舍里跑来跑去。我觉得奇怪的是，他们竟然跑到我的床前，两个人好像在打什么赌的似的，一齐脱下了短裤，小亮叫我摸他的小鸡和屁股，小敏也学他的样子，让我摸。我知道女孩子同我是有区别的。随后，他们又干脆脱掉裤子，光着屁股在屋里跑。那时我对小敏没有什么好感，吸引我的是小芳。一天夜里，老师走后，我因为睡不着了，我就悄悄地爬下床，走到小芳的床前。正值入夏，所以大家穿得都非常少，我偷偷地摸了她的那个地方，就赶紧跑了回来，害怕她醒来明天告诉老师，我的罪过就大了。现在小芳在哪里，长得什么样，我已经没有一点的消息和印象了。既便在街上迎面而来，我们可能都没有一点的记忆，但我一辈子都忘记不了那个夜晚，那个对性萌动的小孩子的行为，我觉得是不能够原谅的。

　　第二年，我就离开了幼儿园。不是为了别的，是因为我要上学了。那天，父亲骑车子带着我和弟弟回来，在路上，父亲告诉我，我们又有了一个小妹妹。我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悲哀，但是心里也是非常想看一看的她。

　　回到家里，我看着母亲在喂着一个婴儿，桌上放着母亲由于乳房胀痛而挤出来的奶水。

　　母亲叫我：“向阳，你把奶水给喝了吧。”

　　我拿起杯子，喝了一口，可是我觉得我根本就咽不下去。人奶是这么咸，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我赶紧跑到室外，吐了出来。

　　不用去幼儿园了，我就开始在父亲的指导下学写字。父亲对我的学习抓得非常地紧。我开始学会写“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并且能整齐地写在“田字”格本上。父亲非常地高兴。

　　我上学了。第一天，我同其他的小朋友一起，背着简单的书包，手里拿着小板凳，没有大人的护送。我们的小学是在离俱乐部不远的农村里，几间宽大的平房就是我们的教室，教室里没有桌椅，都是用自带的小板凳，脚下就是松软的土地，房屋顶上有许多的蜘蛛网，教室的前面是一块不大的黑板。老师走进来，开始了我们的第一堂课。

　　“中国！”老师用教鞭指着黑板上她写的两个大字。

　　我们跟着老师大声地念。

　　“同学们，可以在地上写这两个字。”老师又说。

　　我们开始在自己面前的土地上写着画着。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上了半年，才转到了有桌椅板凳的正规的教室里，这里才是真正的教室。这一年，由于我的出色表现，被老师任命为班长。

　　自从上学以后，我也学会做很多的事了。我看到邻居家里养了只麻雀，他一吹口哨，那只麻雀就会在他的肩上和手上飞来飞去，我好羡慕他。有一次，爸爸的弟子中有一个大哥哥给了我一只小斑鸠，刚刚长满嫩黄的绒毛，我爱不逝手，每天放学回来，就到草地上捉蚂蚱或是抓蜻蜓喂它。看着它吱吱叫，好可爱呀，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它养大，像邻居家的那只麻雀一样，懂得人事。我明白，它长大后，就会有美丽的羽毛、长长的尾巴，飞起来很好看的。可是那天等我放学回到家里，打开盒子一看，它已经伸着僵硬的腿，盒子里还有很多的虫子，是它自己不会吃东西饿死的，它还小必须要喂养才能吃到肚子里。我伤心地哭了，第一次为一只鸟而哭泣。

　　那个大哥哥为了安慰我，带我去钓鱼。其实我们的鱼杆非常地简单，找一个细竹竿，系上一条线，自己用大头针弯一个钩，关键是浮漂和铅坠，铅坠是把用完的牙膏头用火烧的，其实是那上面的一点锡，锡融化后，火灭了，它就形成了小块，我们把它固定在线上，这样就可以浮漂在水上，鱼钩在下，浮漂一沉，说明有鱼在吃鱼饵，就提杆。那天，我们钓了不少的鱼，我自己找了一个瓶子，在里面放了一些水，养起了四、五条小鱼。

　　那时候，是我最快乐的时光。除去早晨我们必须集体站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外，有时我就与别的小伙伴一起去玩，一起抓蜻蜓。一起在池塘边戏水，拿线栓着一只死的蜻蜓，晃来晃去，这时就有飞来的蜻蜓扑过来，我们突然向下一甩，用网就将它扣住了。回来的时候，每个人的两只手缝里都加着蜻蜓。我们还用同样的方法去抓蝴蝶，只不过是用一小片白纸用线牵着晃来晃去，好多只蝴蝶都会飞过来，上下飞舞，于是我们就乘机抓住它们。到了冬天，我们就到坡地上去挖草根，草根像竹节一样，一结一结的，白色的，放在嘴里咀嚼起来，还有点甜味，非常好吃的。其他的事情就想不起来了。这是童年的给我留下的最美好的记忆。

　　来到正规的教室后，我们的班主任也换了，她姓连，我们都亲切地叫她连老师。从我们的家长那里得知，那时她还没有结婚。但她那又严厉又温柔的话语使我永远铭记在心里。尽管我知道她也许不记得我了，但我一直都忘不了她，是她教会了我们许多的知识，也是她教会了我们从小要如何做人。

　　一天，连老师病了，没有来。我作为班长，有点不知道如何是好，就找到教我们语文课的老师。她告诉我，让我安排同学们写作业。我赶紧跑回来，安排这一切。我来回溜达着，俨然成了一个“小教员”。下课后，我们几个同学就去连老师家看望她。走进她家的院子，还没有踏进门，栓着的狗就狂叫起来，把我们吓得不敢进去。连老师这时候笑盈盈地走出来，她的脸色还很苍白，没有血色，身上披了一件外衣。她见到我们来看她，非常地高兴。我向老师汇报了她不在时的情况。

　　有一天，我放学回来，把米淘好后放在炉子上闷饭，我们家是南方人，所以做饭就是这样的。我自己出去玩，忘记了闷饭的事情，结果等我跑回来，米饭都糊了，没有办法吃。父亲回来后，看到闷糊的饭，就要打我。我就飞快地往外跑，那天很晚才被父亲找回来。我知道是自己贪玩造成的。

　　父亲总是这样，性格非常暴躁，我又是非常地倔，又爱哭，所以不很讨父亲的喜欢。有一天晚上，我们又参加了空袭演习。一声长笛，我们全家与其他人一道被疏散到了地洞里，天开始朦朦亮时，才结束。父亲把我们放到地洞里，就参加“抢救”和其它的工作去了。

　　我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自然从小就跟着父母参加史无前例运动。每天早晨，爬起来就手持毛主席语录，戴好毛主席纪念章，列队在毛主席像前，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上学时，老师一进来，首先就是敬祝一番，而不是现在的“同学们好！”，然后学生说：“老师好！”

　　有一次，学校在俱乐部台上演出。我是班长，不参加是不可能的，不行也要上的，这是为了我们班集体的荣誉。我们戴着红小兵臂章，身着军绿色服装，戴着一顶军帽，唱起“大刀进行曲”，还有些舞蹈动作。那时，我觉得自己是那么地威风。我们的演出还受到了表扬。那时我们年纪虽小，但也要组织学习毛主席语录小组，不认识的字就问，或者自己查字典。我们还组织全班同学挣做一百件好事，向雷锋叔叔学习。我和小旦搭档，在路上帮助解放军叔叔推车，搀扶老人等等，做完一件事后就要一一地记录下来。

　　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几个同学有组织地到一个孤寡老人的家里做好事，打扫卫生。回到家里后，父亲问我到哪里去了。我说去帮助那个老奶奶。他皱了一下眉，最后慢慢地告诉我，她是地主成分，让我不要再去帮她。从此我就再也没有去过她家。在那个阶级斗争的时代，地富反坏右的界限，从小就深刻地烙在我幼小的心里。我自豪自己的出身，每次填表什么的，父亲总是提笔写下工人，而不是什么干部或市民，其实他就是干部呀。

　　航空俱乐部解散了，我们要搬家了。父亲要带头服从上级的分配，要听从党的召唤。我们家里没有什么家具，所有的床和桌椅板凳还是公家的。无奈之余，我父亲第一次开口向领导请求将这些家具带走，要不然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生活。领导同意了。不久我们就收拾好东西，上了一辆大卡车，告别了我的第一个故乡。

　　再见吧，生我的土地，绿色的麦田，简陋的学校。再见吧，我那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

　　父亲带头走了，整个俱乐部就这样解散了。但母亲却不能离开她那所农村的学校，而且她自从生了我妹妹后，就患了高血压，一直就没有好过，她同病魔的斗争从那时就开始了。母亲生性软弱，但又非常耿直，为了工作，她毅然让我们先随父亲走了，撇下了她一个人在原来地方。

　　我们来到了老山俱乐部，实际上父亲到这里来是不懂业务的，好在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比赛，天天就是学习，开批判会什么的。这里环境非常地好。山上松柏茂盛，空气特别地清新，早上起来还可以到山上采些山蘑姑什么的。中午时分，可以去抓蝈蝈。我们小孩子就经常在山坡上“打仗”，也是很有意思的，每天都弄得浑身是土地回家。学校离我们住的地方太远，我们学生每天要来回走两个小时的路程，路又不好走，有一段路都是在山角下。冬天来临的时候，放学时天就黑了，走在这条漆黑狭窄的路上，有时我们还会是有毛骨悚然的感觉。

　　在这段时间里，我学会了骑自行车，不过还是挨了父亲不少的骂。我开始懂得专心学习，开始对个别的事情非常感兴趣。母亲有一本中草药的书，我就对照着图到山上采草药，为的给母亲治疗高血压。

　　有一天，我正在家里写作业，突然听到一声警笛声，人们就又组织钻进了防空洞。这里的防空洞是非常坚固的，全部是水泥结构。一会儿，“受伤”的人都被抬了过来，他周身裹着绷带，还有血呢！我着实地给吓了一大跳。“战争”就的这样开始的吗？

　　突然，另一位叔叔对着我们大家喊：“请大家沿着另一个出口转移。”

　　我跟随着前面的人按照要求向前走着，然后爬向了地面，上来一看，我们是从一个井里爬上来的。外面的叔叔们正在往上拉每个人出来，而且面带笑容。

　　天空是那么地蓝，阳光是那么地温暖，一切是那么地宁静。我们突然反映过来，这是在进行一场战争演习。

　　不到一年的光景，这个俱乐部也被解散了。这时，很多的人都不愿意走，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次一走，就彻底地离开了国家体委，要下到工矿企业去。父亲还是带了头。对我们来讲，我们孩子来说，可以搬到城里面去住了，但是对大人们来讲，就是永远离开自己心爱的事业。母亲还是不能调到我们的身边。这就是历史造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