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是举国上下哀思与动荡的一年,也是我们的心里得到净化升华的一年,更是我逐步成长的时候。
寒假结束,我们又投入了新的学期。我已经上了高中一年级,教室也换到了学校西面的教室楼上。
每当想起那个时候,我都会做出许多的梦。“四·五运动”是我们最为震撼的事件,党中央将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行为,有些人举着大棒驱散了去天安门寄托对周总理哀思的群众,我们班上许多同学都去了天安门,还去抄诗歌,听讲演。我没有去,我不愿意去凑热闹。后来,我们知道了邓小平下台了。
五月,朱德总司令又与世长辞。我们身戴黑袖标,但是没有像对周总理那样开追悼会。
夏收季节,我们又去农村学农,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学农。回来后,老师让我们每个人写一下心得体会。我首先发言,记得我慷慨陈词,后来边老师走过来,拿走了我的讲稿,我没有任何的反映,以为是当成了楷模,但实际上,边老师是将它永远收在他的抽屉里。放学后,他把我叫到教研室,对我说:“华向阳,你写的很好,决心到农村去也是很不错的,但是你不可能去的,不要宣誓你自己也办不到的事情。”
我心里一振。自然我无法预测我以后的变化和形势的变化,以后是历史的变迁给我带来了机遇。现在,每当我想起此事,我都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后悔自己是那么冲动地宣誓但又不能实现,还是要感激边老师的教诲。总之,这件事情让我永远记在了心里,尽管其他的同学甚至边老师已经忘却了此事,可是我永远不会回避这个事实。
暑假期间,天气特别地闷热,八月一日那天凌晨,我们正在睡觉,突然耳边听到隆隆的声响,接着就左右摇晃的感觉起来。
父亲起来,大喊一声,“地震了!” 我和弟弟妹妹也都一同跑到了院内,地震的余波使我们左右摇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到如此巨大的震动。
没有想到,这就是中国在一九七六年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天灾。广播里开始播出有关的新闻。有人从唐山回来,告诉了我们不忍目睹的场面,我们都为之震惊。地震之后,父亲首先想到的是工厂不知道怎么样了,也不管我们就向奔工厂去了。我们不敢回到家里,就在雨地里站着。邻居李阿姨没有出来,她刚刚生了孩子,无奈只好将床架高,睡在床下。我们晚上也照这样的办法睡在床下,但是父亲还是考虑着工厂里的事情,又不放心我们几个的安全,就把我们送到了农村,我母亲的学校里。这里是安全的,空旷的场地,都是平房,是不可能受到地震的伤害的。在那里,我们呆了一个星期,就又回到了家里。父亲只好带我们到工厂里去住,就让我们晚上睡在汽车帆布蓬上。那时余震还是经常出现的,所以没有人敢睡到房间里去。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我们开学。在快开学的时候,我就跑到学校看看学校有什么事情没有,如果有,我就可以参加抗震救灾的工作。事实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好在只是房间内有点裂缝。
刚刚开学,不幸的消息就又传了出来。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他老人家也去逝了。这次大家都感到无限的悲哀,感到未来的渺茫,中国将向何处去,我一个高中生也在考虑这些事,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默默地将毛主席画像披上黑纱,两个上角还挂上白花。我们大家都彼此很少讲话,默默地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在校园内聆听着广播,又组织到长安街上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我们静静地站在西单附近,听着毛主席的接班人华国锋总理在万人追悼会上庄严而沉痛的悼词。我们都哭了,那时好像举国上下都在痛哭,没有人做作,没有任何的虚假。毛主席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人,没有他,中国革命是还要走许多弯路的,他的伟大思想及理论指导着我们向着共产主义的方向迈进。我读过好几遍毛泽东选集,对毛主席是无比的崇敬,好像中国是由他在撑着,失去他,等于是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和对他的认识受到极大的冲击。中央确定了华国锋的领导地位,很快我们开始接受一个新的领袖,仿佛心中又有了一个新的偶像。我们将华主席的照片同毛主席的排列在一起。
十月四日,我们又被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的声音打乱了思想。华主席领导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一伙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活动,又是一场运动的开始。我们又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声讨“四人帮”,支持党中央。回到学校之后,我们又将大字报贴满了学校的墙上。人们非常高兴,畅谈着粉碎“四人帮”的快乐心情,我也跟着大家积极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有时也感到有些茫然......历史就是这样,让人想不通,但是谁违背毛主席的教导,就要反对谁,这个定义从来没有被违背过。
一九七七年,恢复了高考。我所在的班开始有了学习的势头。那时我的英语成绩很好,苑老师还经常给我开小灶。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的英语从发音到语法都比较好,就是口语和听力差一些,我毕竟没有更多的机会说英语。苑老师和边老师一样,都是教学业务方面的骨干,对教学精益求精,他原来是学俄语的,后来改为教英语。他很清高,给人一种看不起人的感觉,但他是我走上学英语之路的指路人。有一次,他病了,没有来。就在几天前,他就把我叫到教研室里,嘱咐我如果他不来,就让我给班里同学讲一堂新课。我非常高兴地答应了,当时我的英语水平大大高于班里的其他同学,不太大费力的就讲完了。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那时我对英语好像着了迷,在分文理科时,竟然不管边老师及父母的反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文科。我现在想起来还很奇怪,当时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
高中毕业了,我们的分配方案贴了出来,我被分配留京,不留京的同学要在毕业后到农村插队,实际上当时只有插到农场了。此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心理,但我并没有停在那里,很快就投入到高考的学习中去了。文理科分班时,我离开了原来的班集体,不当班长了,成为了一个向高考冲刺的学生。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是最好的,但并没有得新班主任的赏识,她好像是希望她原来带的班上的学生能超越我们几个外来的。我在心里就下定了决心,要用学习成绩来证明我的一切。
时代变了,许多家庭都买了电视机。父亲总是落伍的,最终有了一个机会,别人给了一张买电视机的票,我们家就下决心买了一台黑白的电视机,告别了那台旧的熊猫牌收音机。形势的变化越来越大,邓小平复出了,成为当时的新闻;平反昭雪是很大的举措,右派也不复存在了,陈毅、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相继平反,刘少奇也被平反昭雪了,“四·五运动”又被定为革命行为......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措施,我当时也弄不太清楚,那时我正在准备高考,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经常陷入沉思中,而且也不愿参与社会活动了,每天都在紧张革学习准备高考。
一九七九年,我参加了高考,心里并没有什么压力,像往常一样,我提前交了考卷。我估计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后来分数出来了,我的达到了重点大学的分数线。我找到苑老师,让他帮忙选择学校。我的第一志愿是国际关系学院,然而体检这一关我没有过,医生发现我的肺中有阴影,需要待查。我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失望极了。回到家里,我夜不能昧,饭也不吃香。无聊之余,开始翻译一些英文资料,寄给出版社,又几次被退回。
一天,我正在家里闲着,邮递员喊我的名字,说是有我的信。我跑过去一看,是国际关系学院要我参加英语口语复试。
我坐公交车去了,由于口语考试比较简单,我顺利地过关了。很快录取通知书寄来了。高兴的我不知如何是好。父母也非常高兴,逢人就说我考上大学了。也就在那年,母亲从农村学校调到城内工作了,但她的身体状况却越来越差。母亲特地做了一桌子菜,全家人庆祝一番,她又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们家在上海的亲戚。我现在明白了范进中举后为什么会高兴地疯了,虽然我没有疯,但我高兴的心情也是无法言表的。
报到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收拾好行李,父亲开了个家庭会议。他对我说要努力学习,不要谈恋爱。母亲拿着别人送的票买了块手表送我,并给了我一些钱作为伙食费和零用钱。我要到学校过集体生活了,父亲送我到学校报了到。